中新网2月29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9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有必要制订系统、完善的国际公关策略，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规则开展国际公关，必要时也可聘请著名国际公关公司。在距离北京奥运尚有五个月之际，则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要而急迫的议题，制订至少为期六个月的国际公关策略，并通过国际专业机构得以实施。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职务，海内外舆论有关中国国际公关技巧的评述正在增多；而中国官方似乎也做出了某种有意与西方展开更为良性互动的举动。
首先，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不久前再次飞赴苏丹，并表示中国和苏丹在石油领域的合作“透明、互利、不排他”。据西方媒体报道，刘贵今表示，中国愿意在苏丹问题上成为西方与苏丹之间的传话人。
其次，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职务后，北京有报章发表文章，认为他很天真，奥运政治化不得人心；也有报章认为，中国部分网民发起的抵制斯皮尔伯格行动不符合大国风范，中国相反应该邀请斯皮尔伯格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与此同时，美国有中文媒体则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奥运论战亟需危机公关，应参照国际通用规则未雨绸缪，其要义第一是把握立场，第二是讲究方法，第三是面对客观批评善意应对，同时不能仅依赖新闻界，还应发挥管理和服务经验，以危机公关的理念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介绍情况，公布客观资讯。
须娴熟运用国际公关技巧
凡此种种，都折射在距离奥运仅五个月之际，面对来自西方各种形式的压力，如何与西方展开良性互动，以使北京奥运成为中国开放、进步的里程碑，正成为不少人们思考的问题。关键在于，与西方展开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共同寻求相互接近和认知；惟其如此，如何把握和施展成熟的国际公关技巧，才更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首先，就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而言，北京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的回应已经顾及到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苏丹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问题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努力迄今未能有系统、完善的阐述，也未能向西方新闻界作有效的传递。中国特使不久前关于“传话人”的表述，由于没有辅以系统、完善的公关阐述，西方新闻界至今得到的仍是支离破碎的信息，由此也增加了西方媒体的猜测和揣摩。
西方媒体的猜测和揣摩，有的具有一定逻辑性，而有的则仅流于自我解读。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若中国官方能主动发表有系统的、完善的阐述，至少可以帮助西方获取相对准确的定位。
德国《柏林日报》不久前的一篇评论写道：“中国委任了一名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建设基础设施并派遣四百多名士兵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若干西方国家的政府称赞中国的投入，但在公众舆论中，批评中国的论点仍占上风。北京的一名欧洲外交官说，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信性在西方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问题，中国在苏丹的作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是中国不会交际。”
瑞士《苏黎士报》则写道：“不可否认，最近几年，中国为保障原料供应，开始在非洲推行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但这与西方大国并没有什么不同，西方大国早就执行类似的政策。……但中国官方显然不会应对这一形势。说中国还是财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制订系统、完善的国际公关策略。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规则开展国际公关，必要时也可聘请著名国际公关公司。在距离北京奥运尚有五个月之际，则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要而急迫的议题，制订至少为期六个月的国际公关策略，并通过国际专业机构得以实施。
首先需要解放思想
如果说，对这些国际公关技巧，中国早已不陌生，也不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另一些问题上遇到的挑战，就不局限于公关技巧，而是涉及到中国在应对国际组织及其压力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承认，西方非政府组织中，有一些是具有特殊目的和背景的，对此保持一定警惕是应该的；但绝大部分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并不必然具有对华战略敌意，而只是拥有与中国不同的立场而已；这种立场来源于中国与西方发展程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同，而非双方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而恰好在这方面，中国目前实际上陷于两难境地，即一方面希望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产生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又对其保持高度警惕。这种思维和做法，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身的手脚，自然也就无法展开成熟、自信、有效的国际公关工作。因此，作为国际盛事，自然也是中国自身大事的北京奥运，唯有解放思想，才能放开手脚，也才能真正以宽容、多元的心态，拥抱世界，其中包括对华充满误解乃至敌意的人们。
中国和西方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由于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这两个世界正在逐渐接近，而北京奥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冲突、交锋和磨合，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但如果处理得当，当北京奥运过后，双方的人们都会发现，原来彼此又接近了一大步。（邱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