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大指出，可持续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本文通过对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现实问题的定位，达到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解读。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可以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从更深层次讲，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应使我们将一种新的文明理念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归宿，于是绿色意识随之被提升出来。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 定位 可持续发展 绿色意识
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在于，对自己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反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现实的定位，以实现学术研究中的规范化。就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而言，我们要对国内外的研究思路进行清理和反思，找到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做到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对应我国具有现实意义，否则我们的研究仅是空中楼阁，停留在虚无飘渺的玄虚理论之中。
一、对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现实问题的定位
将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现实问题进行定位，首先要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界定，以形成解读我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参照。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及其理论的研究，大致有两个角度。一种是纵向的审视，即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绿色运动，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臻于成熟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这种纵向的审视基本上是沿“生态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线索展开的。从这一角度出发，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则在各个阶段有其阶段的理论特点，每一代表人物有其代表思想。同时由于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指绿党奉行的观点和主张，因而在归纳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时，一般把绿党的具体主张一并归入生态社会主义，并建立起一系列思想，包括经济、政治、文教卫生、外交政策等思想。另一个角度是横向的对比，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大致是按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观点的阐释，希望对现代环境问题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分析；二是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方法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时代的解释，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论点的补充和修正，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回应和主动吸纳。即从社会主义政治取向与立场观点出发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做了独立的理性思考，以人与自然辩证关系重新阐释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变革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实现人与自然历史性统一是社会主义整体性转变的两个方面的主张。其次，要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背景进行考察，以形成解读我国现实的时代文化坐标。7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生态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受主流绿党的影响，将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于科学技术、归于工业化，是站在工业化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批判。但进入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更为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把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及工业化的发展观念和价值观作为其理论的文化背景，因而反对扎根于“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主义理论。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福特主义消失了。他们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认为自然法则和生态学原则高于一切。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生产和工业在本质上不会被否定，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是现在它阻碍了生产力的非异化的、理性的发展。我们不应拒绝技术，但认为技术必须是适宜的和民主的，对自然也是“软”的。生态主义主张后现代主义，热衷于了解“异类”文化和观念的同等价值。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使生态主义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的尝试。从总体上说生态运动的理论是扎根于“后工业社会”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最初是在批判工业社会的消费观念、物质主义价值观走到一起的，二者在反对现代主义的堕落中达成了共识。而生态主义走向了彻底反现代主义的极端，生态社会主义既反对工业社会的现代主义的弊端，又不抛弃现代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后现代”倾向背后的“现代”根源。这代表了20世纪后期，“后现代”文化批判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又一次实践批判高潮。
以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界定和考察，是我们对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现实问题定位的关键。如何对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现实问题定位，就是怎样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拉回到我国的现实之中，找到其对应点。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解读。笔者一贯认为研究任何问题，最终落脚点应是现实。也就是说任何深奥的理论，必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做到能从理论解读实际，从实际反观理论，否则我们的研究将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们也反对将理论照抄照搬，与现实强加联系，这样的做法是肤浅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自己悠久历史进程中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转型，就是在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那么，资本主义的悲剧是否会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中得到重演？生态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批判，对于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回溯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将有助于我们避免不必要的代价，正确地走向明天。因而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化目标的确定一定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复杂，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生态”问题。对应现实，我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生态问题。相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还相当严峻。所以从这一层面讲，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可以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从更深层次讲，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条件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应使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归宿。这样一种新的文明理念，也随之被提升出来。
二、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绿色航标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认为在未来生态社会主义中，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dominate）自然。这里所说的“统治”自然，是根本区别于现在资本主义的“主宰”（master）自然的，这里的“统治”含有“计划”与“管理”、“治理”之意，它意味着人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从而满足人类物质上有限而又丰富多样的需求。人与自然形成一种“自然和谐”关系。因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规律，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规范，人类社会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和生态危机，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的途径。它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应注重生态性、系统性原则，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亟待解决的、富有启发性的问题。首先，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富有情趣和人性化的环境。要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把一时一地的人们的发展视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从大系统观出发，追求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最优化演进，从最广泛、最终极的意义上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我们不能把自然资源仅仅当作某种有用的“物质”，而是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都视为极其重要的资源。社会发展不可能不对自然资源产生影响，不可能不消耗自然资源。问题的关键是，要扭转以往只顾开发而不顾保护的旧观点，着眼于培育自然再生产能力的提高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要依靠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有用性进行全方位的挖掘，减少生产中的下脚料，变废为宝，并努力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其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可以说，一切环境问题都与人口的构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把人才战略作为我们时代核心战略，这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意。再者，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不能单纯地崇拜经济目标，而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主张三种效益的相互促进和同步发展，摒弃只强调一种效益而牺牲其它效益的做法。充分认识到“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经济效益”等新观点，走出高消耗经济发展的老路，重新认识发展经济的“绿色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重组，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要着重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提倡适宜的、合理的、真实的消费观。把环境质量状况视为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把指导保护环境的工作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然而面对资源与生态环境危机，仅有环保和绿色是不够的。生态问题已经超出纯粹的自然科学层面，而膨胀成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综合体。人类理性及其发展是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只有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才能使人类更理性，才能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在繁荣的物质文明和“失落”的精神文明面前，进一步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建，以实现从单纯的环保向构建新的绿色文化的转向。于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后，一种新的文明理念得到提升。
三、绿色意识——一种新文明理念的提升
绿色意识是一种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基础上的人与人关系和谐，能够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协同进化、持续发展的文明理念。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主旨的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这股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也更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要同自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人的进步与自然和生态进化同步，实现人与自然、人类文化与生态的协同进化，以达到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的和谐统一。从主客体相互依存和相互关系和谐来论价值，则不仅客体能满足主体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对主体有价值，而且主体也可因能满足客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对客体有价值。自然生命间、自然生命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的生态环境关系，便是在多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中，主客体互相满足对方价值需要的结果。同时，在主客体关系中，人也可以作为客体。那么这种关系便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人们从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社会性角度，去尊重作为客体的他人、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努力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和提高自身的价值。
有学者认为20世纪之前的绿色意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补充因素，而进入21世纪之后，它便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即其内在范畴）。因为从地位来看，在21世纪，绿色意识将逐渐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边缘走向主流，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而融入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道德体系和整个文化体系，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同时，绿色意识将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条件变为目的。并且绿色意识还将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的精英文化变成大众文化。从这种文明理念的转换反观我国，笔者认为我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便决定着对这种绿色文明理念的接受程度。早在1972年，我国专家参加完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顺道访问了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原来以为英国的曼彻斯特还像当年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工业污染问题十分严重。现实让他们大为震惊，比较一下，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同样是十分严峻的。这也说明了我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误区，这种新的绿色文明理念仍未深入人心。所以“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的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宣传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当从这种新的绿色文明理念中得到启发，以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我们应该追求精神价值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对精神需要的追求，不仅能调节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平衡，防止人单方面地沉溺于物质享乐，而疏远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能激励人独立、自由和富有批判精神地去选择生活，创造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人的德性和能力，达到自身的全面发展。其次，要开辟和适应新的道德价值资源。我们要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现在加入WTO后，在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时，要适应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等一些新的道德价值资源。同样绿色意识也是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资源需要我们去接受。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再者，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规范人们的行为。绿色意识提倡新的消费观，新的生活时尚和新的审美时尚，并且重视妇女权利、重视家庭价值和同情弱势群体等新的社会风尚。现时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新型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意义的。最后，绿色意识启发我们要建立新的精神纽带，建构和谐世界，超越阻碍世界交流、民族交往的种种障碍，以达到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兴起不久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虽然不完美，但它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蕴含时代气息的政策主张和积极思想，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党的十六大提出，可持续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因此，笔者避开生态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和纯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对其进行反思，找到它在我国现实中的对应点，达到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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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风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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