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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海南中部内陆县市发展的关键 |
作者：廖逊 发布时间：2007-07-06 08:17:2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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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内陆县市，是海南的贫困落后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又是全岛的水源地。多年来的扶贫工作，已经极大地改造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但仍然有两个方面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加以遏制和扭转。这两个机制，一个是生态补偿机制，另一个是人才稳定机制。
一、为什么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海南岛的地势与世界上多数岛屿相似，中部高，四周低，水源地集中在中部山区。中部山区的水土保持状况，决定着全岛的生态环境安危。海南今天之所以能够山青水秀，首先应当归功于黎族同胞和苗族同胞。他们始终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接受汉族式的农耕文明。这就使海南中部山区避免了黄土高原的命运，没有发生垦殖过度的生态灾难。同样的道理，我们全中国的幸运也在于此：绝大多数水源地都是非农耕文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汉族同胞都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平原地区。仅仅就生态意义而论，已故周恩来总理所言“汉族离不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了汉族”，也颠扑不灭的真理。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倘若中部山区也像沿海地区那样大力发展制造业，就难免要带来污染。事实上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中部内陆县市为了保证全岛生态环境，已经大量关闭工厂。其代价，就是极大地延缓了脱贫致富。海南前省委书记王岐山同志2003年初在调研松涛光水库时，就曾注意到，必须建立河流下游地区对河流上游地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长久地保持上游地区——其中特别是水源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我们长期以来的弊端，就是忘记了权责对等的原则，一昧单方面地向上游地区索取，实际上只能不断地挫伤其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此外，海南扶贫工作与生态建设长期脱节，非但没有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反而搞“一刀切”；非但没有采取生态移民等措施保护水源地，反而不顾条件、不计成本地开山筑路、通水通电、改造茅草屋，结果既劳民伤财又加剧水源地的生态破坏，还毁坏了原汁原味的黎苗族风情。20-21世纪之交，我省对中部内陆县市扶贫的力度最大，上述弊端也发展得最为严重，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所以，中部内陆县市的下一轮扶贫开发，首先要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特别是建立河流下游地区对河流上游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使上游地区的人民，产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不竭动力。既合公平，又出效率，还能使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上升。
二、为什么要建立人才稳定机制？
因为海南目前面临着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最为严重的人才危机，其表现为“三个争夺、两个不稳”。“三个争夺”一是外国对国内竞争人才，在海南主要表现在年轻专业技术人才纷纷出洋，而且90%有去无回；二是发达地区与海南争夺人才，其主要表现为流出人才大多去了广东；三是本省内沿海富裕城市与中部内陆县市争夺人才，许多内陆县市的优秀教师和医生大量流失，中小学生与病人也随之流入海府地区的学校和医院。“两个不稳”，一是中部内陆县乡干部队伍不稳，计划经济时代海口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工资可上浮两级，如今海口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工资却减少一半，所以人心不稳；二是农村干部不稳，农村干部身处全国社会矛盾的交点，任务繁重、手段不足、收入微薄、老来无靠、提拔无门，却时常受到新闻媒体的曝光批评，所以人心不稳。
发展的关键在人才，要想加快中部内陆县市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人才的稳定机制。卫留成省长在今年2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要“在三年之内统一发放全省干部工资”，对于缓和内陆县乡干部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作用重大，但仍然不足以激励专业技术人才流入，更不能解决农村干部队伍不稳问题。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人才问题的治本之策。
从海南的历史与实际出发，发放地区补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在中部内陆县市的收入比沿海地区高，才能真正稳住人才队伍。而对于广大农村干部，也要在适当增加工资的同时，辅之以新闻舆论的客观报道。农村干部普遍作风粗暴是事实，但粗暴的作风来处粗暴的任务，计划生育在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之前，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性质。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理解和体谅，不能一边吃肉，一边骂人家杀猪杀鸡野蛮。我们的时代是“和为贵”的时代，不是“斗为纲”的时代，不应当人为地扩大事实、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建立两个机制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体制创新
海南是全国唯一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经济特区，这恰恰是它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的特殊价值所在。海南的生态环境和人才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全中国具有普遍性，全国的水源地也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的人才队伍和干部队伍也需要稳定。这两件事关系到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局。全国要进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必须有一个情况与全国相同，面积和人口规模又比较小，地理上还与全国相对脱离的地方，进行超前试验。这个超前试验场非海南莫属。
在特区政策优惠逐渐被普惠化的新时期，再想回到开放前沿，就必须主动进行体制创新，以创新求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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