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逊，著名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由其提出，他的大胆建言立言在海内外均有影响；海南建省前夕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海南省行政机构的设计，并因此在1988年5月被海南省人民政府引到海南省政府的智囊团———省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现任海南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今年被评为“海南省十大杰出人才”。有评论说，廖逊是我省最有知名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之一，他学识广博，思想开阔，学风严谨，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他著述丰富，出版专著12部，报告讲演1000多场，广播电视讲话1600多次，担任《海南年鉴》主编10年。他曾以一名学者的身份参与决策过程，是新时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个范例。
　　幼年失学 自学成材

　　以擅长演讲著称的廖逊可谓生当其时。他不会因为说真话而像1957年那样被打成右派，但今天说真话依然需要道德良知和无畏的勇气。

　　1950年出生于北京的廖逊，其父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中国第一部解放战争史的书写者，其母亲1939年参加革命，曾是一名记者。廖逊在新中国胜利的凯歌中生于高干之家，幼年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染，饱受父母之慈爱。其后“文革”爆发，少年廖逊失学在家。他回忆，在失学的日子里，他倒没有荒废岁月，虽然失去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读到多部当时能找到的中外名著。《悲惨世界》、《怎么办》、《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曾让他如醉如痴；很小他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宋词，中外的史学著作和哲学经典也是这个时候所接触。正是这段时间毫无功利目的广泛阅读，滋养了他敏感的心灵，帮助他确立了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文化的精神养料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成就了他的人格、人品，也为他后来的跨领域研究和写作打了坚实的底子。

　　1978年7月，廖逊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师资班毕业。学数学出身的他还是依着自己的理想和研究的兴趣，1979年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而让廖逊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学术研究中率先提出来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这一富有创见的改革方案的提出，让他的后半生与海南岛结下不解之缘。

　　政策咨询专家与演说家

　　关心海南发展的人也许有同感：廖逊对海南前景的描画与热爱充溢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望。他总是那么充满着热情和精力旺盛，他将他成熟的思想，激扬的道义情怀毫无保留地献给这个原本陌生的海岛，他的写作和演讲，更是起到了开启民智、启迪思维的作用。无论在建省初期，还是后来海南的建设几乎落到谷底，这个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总是适时地发出他的声音，并发挥他省政府智囊团团长的作用。他曾直接参与省政府的部分重大决策过程。十多年来，他始终保持每周写作3至4篇的专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通过广播电视进行与民众近距离的交流，解答海南发展过程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他每年上百场的演讲已经成为海南省政府沟通上下的一种有效渠道，也是廖逊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传播先进理念、播撒文明种子的“廖式”模式。他的这种直接为大众服务的新模式曾得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先生的高度评价，说这是海南发展研究中心为全国同行贡献的宝贵经验，鼓励廖逊向全国的同行做经验报告。

　　时政分析是廖逊的特长。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廖逊总能深入浅出，洒脱自如，在幽默风趣中化解难题，传递他对时代的思考，他的忧患意识。所有这些都需要非常全面的知识准备和可靠的调研成果做铺垫。

　　2000年廖逊调到海南省委党校任职。他虽然离开了研究中心，可他还是延续一贯的思路，关注海南的发展，继续建言献策，甚至有时敢于“触犯”权威，为海南的健康和谐发展尽到个人的努力。2001年10月，海南省主要领导提出要加快发展并在中改院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廖逊回忆，他坚持说目前的海南不是要加快速度，而是要挤干经济泡沫，改变“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做法，给急功近利、无序发展的思路大泼冷水。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次年4月海南省四次党代会将原来的“十五”计划翻两番的经济指标调整为翻一番多一点，一举改变了“市县大排队、末位淘汰制”的做法。他说，这是近年他比较“得意”的一件事。知识分子不忘国忧的传统在他的心中具有永恒的追求价值。

　　儒者风范：事业与家庭

　　儒雅、热情、纯朴和机敏，是廖逊留给人的印象；他早年所接触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让他的身上携带着一种浓烈的人文精神和博爱的情怀，他对底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缘于他对人的命运的关怀。

　　在旁人看来，总是风度儒雅、笑容可掬、踌躇满志的廖逊，应该是生活环境优越的幸运的男人，可命运给他的却是另外一种严峻的境况：他一家三口两人残疾，同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妻子患的是脑萎缩，至今已逾10年，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廖逊给予她的依然是恋爱时的情感；幼时因病治疗不力的儿子，脑受到损伤，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多年来，他给儿子的还是深沉的父爱。这些生活变故似乎是为了考验廖逊对他所崇尚的家庭价值的忠诚度，也是为了考验他所向往的敢于担当的道义情怀。但是，廖逊已经不需要这样的考验，他觉得这就是他理应承担的责任，他从这样非常人能担当的沉重责任中，感受到了别人感受不到的成就感，以及一种无悔付出之后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和道义上的胜利。“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多么了不起。他们是我最亲爱的人，我是他们唯一的责任人，我不去爱他们，难道可以用别的名义，将他们推给社会？”廖逊满脸的真挚，令人感怀。